亨利没有理他。他把支票拿起来，对着光看。阳光透过那张薄薄的纸，把那些印刷体的字母和那个手写的数字照得近乎透明。他看了一会儿，嘴角弯着。

“绅士是不应该工作的。”壁炉边那个男人端起酒杯，喝了一口，语气里带着那种从小被伺候大的人才会有的、漫不经心的轻蔑，“二百镑，对咱们来说算什么。你父亲一年的收入够你拿多少次二百镑？工作这种事，是那些下等人干的。咱们生下来就不是干这个的。”

他说完，往沙发背上一靠，一副“我说的是天经地义的道理”的样子。旁边几个人有人轻轻点头，有人没有，可没有人接话。他们都看着亨利。

亨利把支票从眼前移开，慢慢折好，塞进外套内侧的口袋里，拍了拍，确认不会掉出来。然后他抬起头，看着那个靠在壁炉边的男人，笑了。

“管理家业就不算工作了？”他把腿从茶几上放下来，坐直了身子。“我父亲每天早上六点起来，看账本，写信，跟管家商量佃农的事，跟律师商量地契的事，跟那些矿主、商人、银行家打交道。他干了一辈子。你说这不叫工作？”

壁炉边的男人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。

亨利靠回沙发上，又把腿翘起来了，嘴角的弧度比刚才更大。“所以嘛——”他拍了拍胸口那个放着支票的口袋，“看来我还有那么一点成为作家的天分。不是嘛？”

没有人再说话了。

只有亨利坐在那里，翘着腿，手指轻轻按在胸口那个口袋上，感觉着那张折得整整齐齐的支票，薄薄的，硬硬的，贴着他的心跳。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赚到的钱。

不是从他父亲那里拿的，不是从牌桌上赢的，不是从那些仰仗他家产业的商人那里收的。是他自己写的。写那些他在湖区钓了一个星期、一条都没钓上来的日子。

写那些清晨的雾，那些被风吹皱的湖面，那些他坐在岸边、鱼竿搁在膝上、什么都不想、只是看着水面发呆的时辰。写完了，装进信封，贴上邮票，寄出去。

他把那些字变成了钱。不多，二百镑，够他在俱乐部里输两个晚上。可这是他自己的。是他用他的手、他的笔、他的脑子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挣来的。不是继承的，不是赢来的，不是别人给的。是他挣的。

他忽然觉得胸口那个口袋很烫，烫得他想站起来走一走，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，让外面的冷空气涌进来，吹一吹他那张发烫的脸。可他没有站起来，只是坐在那里，翘着腿，手指按在支票上，嘴角弯着。

牌局又开始了。穿深红色外套的年轻人把洗好的牌放在桌子中央，问谁来切牌。几个人围过去，把筹码往前推，说笑声又起来了，嗡嗡的，把刚才那阵沉默盖了过去。

亨利没有上桌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。冷风涌进来，带着街上马粪和煤烟的味道。他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摸了摸那张支票，又缩回来。

窗外伦敦的天还是灰蒙蒙的，可西边有一道很淡很淡的光，从云层的缝隙里透出来，落在一排排屋顶上，落在那条窄窄的街道上，落在一个正从街角走过来的、抱着纸袋的女人身上。

他看着她，忽然想起自己写的那篇游记的结尾。那是一个清晨，他坐在湖边的石头上，看着太阳从山后面升起来，把整片湖面染成淡金色。一条鱼从水里跃出来，在空中翻了个身，又落回去，溅起一小朵水花。他没有钓到它，可他看见了。

他把那个清晨写下来了。现在有人读了，觉得好，给了他二百镑。